近日，網(wǎng)上流傳一條熱帖，一些農(nóng)民工代表為討回在洛陽洛寧縣打工的工錢，特意到洛陽伊川縣范仲淹墓前跪拜，祈求范公顯靈，幫他們要回血汗錢。照片顯示拍攝地點為伊川縣范仲淹雕像前，照片中共9人，2人扯起“求范公顯靈 讓洛寧還民工血汗錢”的字樣，其余7人進行跪拜，范仲淹墓前的臺階上放有祭拜用的紙、鞭炮以及水果等物品。

　　最近有兩則關于農(nóng)民工的新聞熱議頗多：一則是一些農(nóng)民工到洛陽伊川縣范仲淹墓前跪拜，祈求范公顯靈，幫他們要回被欠的工錢；一則是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里因通過微博邀請農(nóng)民工吃飯，8位報名者作為代表赴宴，席上說了很多心里話，卻有網(wǎng)民斥副廳長“作秀”。

　　兩則新聞放在一起看，很有意思。范文正公的《岳陽樓記》，中國人差不多都能背上一兩句，“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”，“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天下之樂而樂”。歷代名臣之中，范仲淹可謂是民本思想極重的一個人物，他的憂，很大一部分憂的是 “窮檐之疾苦”——史載，范仲淹在任右司諫時，京東水災，災民遍于開封，本來這事跟他無關，他卻上書言事，面陳救災，責問皇帝宮中一日無食該如何？因此事難辦，職官推托，皇帝派他去，他救濟安撫了災民，還帶回災民充饑的鳥味草交付皇帝讓宮人嘗嘗。

　　范仲淹一生被貶多次，但面對黎民之苦，向來“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”。這種“為百姓請命”的氣節(jié)，“愛民如子”的精神，現(xiàn)在都不大講了——有人說，現(xiàn)代社會了嘛，民眾若是遭受不公正的待遇，完全可以用法律去保護自己，而不應該再寄托于清官或賢人政治。大概也是因于此，那位請農(nóng)民工吃飯的公安廳副廳長，才被某些人鄙之以“作秀”，雖然副廳長本人否認了“炒作說”，但他也表示，這純粹是自己周末的一次個人行為，“而不是政府行為”。

　　工業(yè)革命以來，技術化、理性化和非人格化似乎是全球政府機構發(fā)展的潮流。按照馬克斯·韋伯的“責任倫理”理論，政府的組織架構，由嚴格的職務或任務等級序列，每個個體被分割成各自獨立的部分，完全排除個人的情感糾葛。政府機構還擁有完美的技術化程序和手段，就像一部運轉(zhuǎn)良好的行政機器，要求其成員只是做好自己分內(nèi)的事。而作為領取工資和薪金的國家行政人員，也擺脫了過去那種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”的先賦使命感，與一般的職場雇員無異了。

　　當然，對權利義務體系的規(guī)定細致而明晰，可以使每個人都能照章辦事并避免尋租和權力無限擴大。但程序化、公式化也會帶來官僚主義八股化和僵硬化的危險——比如，許多農(nóng)民工說起討薪過程中的最大痛苦，就是“感覺自己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，不知到底該找哪個部門”，這背后固然有制度不順的原因，但是否也因為我們的有些行政人員離百姓實在太遠、對底層的疾苦缺乏體察？制度再好，也不可能面面俱到，而且最后都需要人來執(zhí)行。對群眾是否有感情，當然決定著服務質(zhì)量的高低。當農(nóng)民工上門求助時，公務員們是微笑著還是板著一張臉，效果可能全然不同。同樣的，請農(nóng)民工吃頓飯，即使不能馬上解決什么實際問題，但聊一聊家常，聽一聽煩惱，交流一下情感，何嘗不是對農(nóng)民工兄弟的一種服務？說得大一點，對人民群眾的感情問題，還是個政治問題呢。

　　范仲淹曾主張，為政者應當“究其所病，察其所宜”，“彼患困窮，我則躋之于富庶；彼憂苛虐，我則撫之以仁慈”，這種情懷，歷千年而不褪色。而農(nóng)民工們討薪不成，還是要到范仲淹墓前哭訴，從中亦可見民眾對于好官的樸素期待——大概不能說這種“清官情結”就是完全落后的。當今的公務員，在強調(diào)權力公開透明運行的規(guī)則之外，是不是仍然可以學學范仲淹這位古人，以國事民情為憂，親民愛民，甘苦與共呢？至少，不能讓農(nóng)民工把討薪的希望寄托于范公顯靈吧。(解放日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