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一年夏天，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。當時法國教士A.Gaubil（中文名“宋君榮”）正在北京，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：“北京的老人稱，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”；“7月13 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，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。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，爾后在路上、街道或室內被發(fā)現(xiàn)，許多基督徒為之禱告”。

　　當時北京總共熱死多少人呢？宋君榮引用當時朝廷官員的統(tǒng)計稱，“7月14日至25日，北京近郊和城內已有11400人死于炎熱。”實際被熱死的人數當不止這些，加上其他地區(qū)，死人之眾可想而知。

　　史上最熱夏天的溫度到底有多高？根據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主任、氣候變化研究首席專家張德二的研究換算，1743年7月20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，均高于40℃。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，達到了驚人的44.4℃。

　　這一極端高溫紀錄至今未被超過，民國三十一年（公元1942年）和公元1999年夏季，華北先后出現(xiàn)了兩次極端高溫紀錄，分別為42.6℃、42.2℃，低乾隆八年2℃上下。

　　古人如何應對

　　極端高溫天氣

　　據統(tǒng)計，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間，中國歷史上典型的“炎夏”有19次。遇到如此極端高溫天氣咋辦？宋人釋子益的選擇是，“北窗一枕黑甜余，細聽松風雜流水”，這即是古人“戰(zhàn)高溫”的一種態(tài)度。當然，朝廷也會采取相應措施。雖然沒有高溫預警機制，但官府會讓老百姓減少外出和勞作，給受災人口補助，以幫助大家過夏天。如《宋史·真宗紀二》中記載，宋景德四年（公元1007年），“六月，盛暑，減京城役工日課之半”。用現(xiàn)在的話來說，就是皇帝趙恒（真宗）親自下圣旨，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減少一半。

　　在“熱災”發(fā)生時，有的朝代還會開展慈善和救濟活動。如唐貞元十四年，朝廷便“出太倉粟賑貸”；在史上最熱的乾隆八年夏天，乾隆皇帝曾命令有關官員采取救助措施，在北京的“街上和城門發(fā)放藥物”，以減少中暑和死亡。

　　此外，過去迷信認為，出現(xiàn)極端天氣是天神對人間君主的警示和懲罰。因此有的皇帝會檢討自己的施政過失。一是懲罰自己，減少飲食，即所謂“減膳”。如北魏正光三年（公元522年）六月“炎旱”，《魏書·天象志》記載，當時的皇帝元詡（孝明帝）便是“減膳”。二是“慮囚”，即復審牢里的囚犯，糾正冤假錯案。《新唐書·高宗紀》記載，李治（高宗）當皇帝的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七月，天氣特熱又遇大旱，李治除了“減膳”，還“遣使慮囚”。

　　連皇帝都“檢討”了，如果主政官員在高溫季節(jié)犯有過失或不作為，當然更要被問責。唐貞元十四年夏天，皇帝李適（德宗）曾將犯有瀆職過失的長安市市長（京兆尹）韓皋撤職。

　　聲明：“一方鉤沉”欄目文章系著名歷史學者倪方六先生供本報專稿，摘轉請務必與作者本人聯(lián)系。